四次旅行

我出生在中国，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时我是第二个孩子。为了生下我，我父亲不得不付出三年的工资。九年前，26岁的我搬到了荷兰。四年前，当我31岁的时候，我回到了中国，我非法的童年，以及我的父母为我的存在付出了高昂代价的愧疚。当我试图修复我们不稳定的关系时，他们坚持要我生孩子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中国的三胎政策已经到来。